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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在制宪者的那个时代，存在多种解释选择，而其中没有一个与现代的意图主义相一致。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是靠着把自己置入一种历史处境而获得这种视域的。当时原初意图（ originalintent）这个术语意指对宪法性契约而言具有最高权力的那些团体的‘意图（the‘in-tentions, of the sovereign parties），这一点在宪法的语言中显而易见，而且通过解释的结构性方法（structural methods of interpretation）也能够洞悉到这一点。

本小节主要介绍存在论诠释学的基本观点，以与上文的方法论诠释学形成对照。第二，惠廷顿所反掉的是本体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意图要确立方法论诠释学的合理性。伽达默尔指出，法律学家经常是研讨法律本身。首先，法官没有受过历史学的训练，无法解读历史资料，从而无从发现制宪者的意图。但更重要的是去反思：法官探寻历史材料的目的是什么？法官与法律史家研究历史材料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法官在某种意义上作为法律史家面对历史材料的态度与他对当下案件的解决是什么关系？客观方面的困难是强调制宪材料不完全，看不出原意是什么，但更重要的是去反思：制宪材料和制宪者原意在什么意义上是客观的？真理在于法官的认识对这一客观的符合还是在于他在客观基础上的对意义的更好的解读？要更好地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反原旨主义还得沿着当代诠释学哲学的道路进行。

因为如果没有作者意图的存在，文本对于融合而言就没有什么用，但是一旦有了作者意图的存在，所谓的融合就没有什么必要了。理解和解释的概念从古希腊开始就有了，而近代的解释学是与对《圣经》的解释联系在一起的，施莱尔马赫是近代解释学的开创者。早在两千多年前，共和主义鼻祖西塞罗便写道：总而言之，执政者应遵循柏拉图的两点教诲：首先，他们应尽力维护公民的利益，无论所为何事，均需符合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人私利。

一个半世纪以前，英国法学家亨利·梅因写道：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其特点是家族依附的逐步消灭以及代之而起的个人义务的增长。将信托原理运用到我国公法领域的第一步，也是对现行政治结构冲击最小的一步，就是建立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一）公民权的身份维度在君主制和贵族制已经瓦解的现代共和国，公民身份具有法国《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所揭橥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三个维度。但共和国的公民身份是一个有限定的、排他性的范畴，不包括外国人和宪法、法律所排除的其他人。

12最后，由于乞讨是国家保护私有财产的结果，在自然状态中饥饿的人会毫不犹豫地到别人种的树上摘取果实，所以要解决乞讨问题也依靠国家。6不过，康德同时还认为，财产也可能减损一个人的自由。

实际上，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和宪法理论的信托概念是私法中的信托概念的思想渊源，而不是反之迈克尔斯表明，国家可能以多种方式对非国家规范做出反应。显然，众多法律规范出自契约、集体劳动协议、遗嘱等之中的非政府行为者（non-governmental actors），但要作为法律，其必须有可能回溯至官方法律规范，并最终回溯至基础规范。20他旨在描述在特定时间特定领土内的那套有效法律规范，而不关心其伦理价值和经验作用。

参见Klink, ‘Can There Be Law without the State? The Ehrlich-Kelsen Debate Revisited in a Globalizing Setting, in Hanneke van Schooten Jonthan Verschuuren (eds.),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and Law: State Regulation and Non-State Law,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8, pp. 74-93; Klink, ‘Facts and Norms: The Unfinished Debate Between Eugen Ehrlich and Hans Kelsen, in Marc Hertogh (ed.), Living Law: Reconsidering Eugen Ehrlich, Hart Publishing, 2009, pp. 127-156.[1] See Teubner, ‘Global Bukowina: Legal Pluralism in the World Society, in Gunther Teubner (ed.), Global Law without a State, Aldershot, 1996, pp. 3-28; Roger Cotterrell, Living Law: Studies in Legal and Social Theory, Aldershot: Ashgate 2009; Marc Hertogh (ed.), Living Law: Reconsidering Eugen Ehrlich, Hart Publishing, 2009.[2] Teubner, ‘Global Bukowina: Legal Pluralism in the World Society, in Gunther Teubner (ed.), Global Law without a State, Aldershot, 1996, p. 3.[3] Teubner, ‘Global Bukowina: Legal Pluralism in the World Society, in Gunther Teubner (ed.), Global Law without a State, Aldershot, 1996, p. 3.[4] Teubner, ‘Global Bukowina: Legal Pluralism in the World Society, in Gunther Teubner (ed.), Global Law without a State, Aldershot, 1996, p. 7.[5] See Ehrlich, Die juristische Logik, Scientia Verlag, 1996, p. 82.[6] 主要涉及第五章到第八章，参见[奥]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86-204页。假如接受凯尔森那种法律性视野，则要采取的第二个必要步骤将是颠倒埃利希使生活优先于法律或（套用他自己的话说）活法优先于官方法的做法：依照实证主义视角，无论创制方式和创制主体是什么，法律规范的效力缘于国家而非社会。进入专题： 活法 纯粹法理论 方法论二元主义 。[12] Kelsen, ‘Eine Grundlegung der Rechtssoziologie, in Hans Kelsen Eugen Ehrlich, Rechtssoziologie und Rechtswissenschaft: Eine Kontroverse (1915/1917),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2003, p. 5.[13] 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后来埃利希把妄想用法条来捕捉丰富生活的做法比作以水池来围锁江河的徒劳努力：进入池中的不再是活的川流，而是死水，并且许多水根本就没被水池容纳进来。不过一旦在某一法律共同体中设置了负责适用集中或分散地创制出来的法律规范的行政机关和法院，则（依定义）一切法律都是国家法。

向规范性的东西即让活法去支配。[27] 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可被视为一种国家中心的理论。

在舍弃了埃利希及其追随者所珍视的这三点之后，法律社会学仍然能对调查作为经验现象的法律有所贡献。诸如罚金和监禁之类的既定制裁可能紧随着对法律规范的违反，然而其它（宗教的、道德的、习惯的）规范主要由公共意见来强制实施。法律不与国家一道消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他看来正是法律并不始于国家。反之，作为规范性科学，伦理学和法律科学可将某一行动（例如开枪杀人）作为坏的行动加以拒斥，假如它违反伦理规范的话，或将某一行动作为不法行动加以拒斥，假如它违反了法律规范的话。不过这并不排除如下可能性，即大多数或者说最根本的规范乃是出自社团中的人们而非诸如法官或立法机关那样的高阶国家官员。第三，我将勾勒凯尔森本人纯粹法理论中的法律观和与之紧密相联的国家观（第四部分）。

在凯尔森看来，把两种视野结合起来是不被允许的，并将导致一种方法论混沌。3然而，对于埃利希把小规模乡村社会中的习惯、习俗和实践的法律创制作用浪漫化的做法，托依布纳则不以为然。

30是与应当之间的完全对应和完全分裂都意味着法律的死亡，尽管可能是一种愉快的死亡。这意味着须有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centralization）。

2、法律的效力不同于其实效：人们实际遵守的规范不必然是那些由国家支持和强制实施的规范。就此而言，两个传统的但重要的社会学调查领域仍待探索：法律的起源和法律的实效。

24因此，单一法律秩序之内的（within one legal order）法律多元主义是不可能的：假如要存在单一共同体，就只能有单一秩序。12凯尔森批判埃利希试图去结合在他看来不相容的两种视野。于是在完成了如上解说后，我们得追问：活法中还剩下些什么？（二）活法作为补充我认为，甚至从埃利希的观点来看，实证主义重构也比基于自然法或实用主义的其它进路更为合宜，因为它至少为活法提供了某种（尽管是在国家法这个异在躯壳中的）幸存机会。在他看来，法律的主要功能是在社会团体间创制秩序。

而且它不应被误解为如下道德或政治主张，即出自国家的法律一般而言比社会中所制定和维系的其它社会规范更好亦即更正当或更有益。他找到了历史证据：一项法律制度的具体确立总是先于对它的抽象规制，例如国家先于国家的宪法，家庭比家庭法古老，契约的缔结在创制契约法之前就发生了，等等不一而足。

18因此，在从一般社会学中自立门户方面，法律社会学困难重重。【摘要】在有关法律、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持续争论中，埃利希的法律多元主义和凯尔森的统一法律秩序代表着两种极端立场。

法律社会学的实证主义重构。[10] Ehrlich, ‘Die Soziologie des Recht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22), in Gesetz und lebendes Recht, Duncker Humblot, 1986, p. 243.[11] 参见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177页。

活法的概念在现代全球化进程中仍将有意义，尽管是一种基于冰冷的技术过程而非温情的社群纽带的不同且极富戏剧性的意义。我认为，假如对埃利希理论的重构能够满足凯尔森的批判，则它肯定也能经受住其它实证主义进路的检验。然而，我们采取广义上的国家法，用它指由国家制定和维系的法律时，则法学家法在其由法官（埃利希视之为国家机构）来阐发的范围内便算作国家法（或曰广义上的公法）。与埃利希相反，凯尔森并不要求法律规范可被适用于具体案件或已被付诸实施（尽管他不会否认这一可能性）。

[28] Kelsen, Der soziologische und der juristische Staatsbegriff: Kritische Untersuchung des Verh?ltnisses vom Staat und Recht, Scientia Verlag, 1962, p. 216.[29] 建构一种实证主义法律社会学当然还有其它方式。在他看来，国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或社会统一体，即能够成为一切法律规范——无论其出自国家官员还是出自团体成员——源头的法律组织（legal organization）。

这样，该内部秩序便由应然规则——其规定什么须被算作合法行为，什么须被算作不法行为——而非实然规则构成。根据所采取的视野（法律-规范性的或者社会学-经验性的），活法要么与有效力的法律同义，要么与有实效的法律同义。

按这种法律观，调整社会的各种基本法律规范由立法机关设定，司法机关的作用局限在仅仅根据立法机关的原意将这些规范适用于个案。在法律创制中，不能在日常百姓与国家官员间做出根本区分。